这是一块天然矗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入口、状若“山”字的巨石，当地群众称它为“江山石”，寓意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坚如磐石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安葬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5万余名英烈为了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长眠于此
“您参加红军走时，风华正茂，青春刚好，而如今，儿孙满堂，其乐融融，遗憾的是您都没看到……您虽远离亲人家乡，却有二万五千多名战友日夜相守陪伴，您一定不会寂寞，他们大多都和您一样年轻，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解放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57岁的陈军找到爷爷陈自岗的墓后，给爷爷写了上面这封信。
今年清明节，红军烈士陈自岗的后人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瞻仰先烈。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陈自岗的墓碑位于大巴山下，沙溪河畔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安葬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包括陈自岗在内的2.5万余名英烈长眠于此。87年前，红四方面军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所在地王坪村，将士们亲手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并立碑纪念。
雷声隆隆，夏雨阵阵，在大规模修缮提升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记者来到这里，但见一行行排列如军阵的墓碑布满山坡，许多墓碑上没有名字，只镌刻着一颗五角星，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壮怀激烈和美好期待。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和王坪村全貌(航拍照片)。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巴山含情埋忠骨
群山夹峙，道路盘旋，出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城，向东北方向行驶50多公里，一片较为开阔的坡地豁然呈现眼前，这里就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坡下是“铁血丹心”群像广场。广场两侧，两棵10年前移栽过来却一直没有吐绿的高大银杏树，今年齐刷刷冒出新叶。陵园管理局局长薛元勋说，当年烈士们流血牺牲，为的就是穷苦人过上好日子，今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两棵银杏树也创造了植物生长的奇迹。
陵园依山就势而建，如一把火炬镶嵌在青山绿水间。“火炬柄”是被称为“千秋大道”的341级台阶。拾级而上，两旁一盏盏马灯仿佛在照亮烈士的“回家路”。陵园入口处，天然矗立着一块状若“山”字的巨石，与河对岸的卧麒山相呼应，当地群众称它为“守陵石”，又名“江山石”，寓意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坚若磐石。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入口处矗立的“江山石”。本报记者吴晓颖摄
进入陵园核心区，高3.9米的“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纪念碑巍然屹立。纪念碑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并题写碑文。墓碑正上面的镰刀锤头图案方向朝下，是希望埋在地下的烈士们抬头也能看到党旗的样子。她还让工匠把自己随身佩带的驳壳枪摹刻在碑身一侧，想用这种方式陪伴长眠的战友。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的纪念碑。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纪念碑两侧是刻有姓名的108个单体墓，其中师团职以上烈士40人。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的墓也在其中。
旷继勋，贵州思南人，早年入川从戎，任至川军旅长。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写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茫茫黑夜中探索与发展。我探求到了什么，我是一个给民众采药治病的孤独小孩，但治病的灵芝总是长在悬崖峭壁……现在我终于抓住了一根绳索，这就是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就是我的生命。”
旷继勋1929年率部在蓬溪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大旗，建立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县苏维埃政府，后来为创建湘鄂西、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立下卓越功勋，1933年被张国焘诬陷杀害于通江洪口场，时年36岁。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肃反问题时说：“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予以烈士待遇。”2009年，旷继勋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纪念碑后是一座巨大的圆形集墓，其正壁红星闪耀，冢顶青草葳蕤，左上角一棵柏树自然嫁接出三枝香樟树干，犹如三炷馨香，祭奠着7700多名红军英烈。从粉碎三路围攻、三次主动进攻，到粉碎六路围攻，红军在川陕苏区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两百多场战斗，“战事最为紧张时，总医院一天收治伤员5000多人”，薛元勋介绍说，开始能保证牺牲战士一人一棺，后来只能卷草席或集中掩埋。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圆形集墓。新华社记者吴晓颖摄
让更多的战友“归队”
集墓背后，在陵园主轴线两侧，是更震撼人心的无名烈士纪念园。13306块白色大理石墓碑，呈扇形分布开来，整齐地伫立在山坡上，庄严肃穆。这些墓碑上无一字，只有一颗鲜艳的五角星，如同列队的卫兵守望着这方曾经战斗过的热土。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墓碑。新华社记者刘坤
百岁女红军王少连坐在轮椅上，注视着一排排无字墓碑，就像注视着逝去的亲人。哀婉的《思念曲》回荡在山间，老人红着眼眶，颤巍巍地举起手，向墓群敬了一个军礼。
出生在巴中市鼎山镇蝉池村的王少连是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第二年，跟随母亲、哥哥参加革命的。哥哥在一次战斗中不知所终，至今音信全无。王少连经常会到烈士陵园，陪陪这些无言的“亲人”，就像陪伴着自己的哥哥。
老红军王少连回忆起往事流下眼泪。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当年战事紧急，许多烈士就地草草掩埋，散葬在莽莽大巴山中，无碑无名。”巴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白复苏介绍说，2011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批准将原先的35亩陵园核心区扩展到350亩，把分散在通江县50处的17225名烈士遗骸迁葬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整个陵园安葬烈士达到25048名。
虽然有17225位烈士的遗骸，但墓碑只有13306块。“迁葬时看到，一方墓穴里，有的掩埋着两具，甚至三具烈士遗骸。迁葬过来后，也保持了原貌，将他们合葬一起。”白复苏说。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集结。2012年2月3日，正月十二，在料峭春寒中，一口口棺木被村民小心翼翼地抬下山。通江县近5000多名乡村干部、300多位公安干警参加了庄严的迁葬仪式。成千上万送灵的群众，自发佩戴白花，站在道路两旁，目送红军将士前往新的家园。阔别70多年的1.7万余名红军烈士终于“归队”了，就像他们曾经并肩战斗时一般。
鲜为人知的是，在无名烈士纪念园主干道的一处，地下10米深埋着一位名叫王旭光的老红军，他就是王坪村人，曾任山东泰安军分区后勤部部长。老人生前的遗愿是，葬在陵园附近，与战友们在一起。修缮扩建烈士陵园时，他的墓在迁移之列。当时，有人建议将墓迁往巴中将帅碑林，但他的子女表示父亲生前的愿望就是和战友团聚。最终，他以这样一种不立碑、不留名的方式陪伴着老战友们。这也是唯一一位不是烈士，但安葬在烈士陵园的红军战士。
雨后新晴，墓碑上殷红的五角星在松柏映衬下分外夺目，远处青山苍茫。这些战士虽未能留下姓名，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
不懈的寻亲
在无名烈士纪念园的正上方，高高矗立着一座名为“川陕忠魂”的雕塑。讲解员介绍，其地面部分形如“忠”字上半部，“心”深埋在这片土地上，表达了烈士们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走过这座雕塑所在的小广场，来到陵园的最高处，一面长102米、高5.9米的英烈纪念墙为整个陵园画上了句号。墙上镌刻着来自12个省份7823名牺牲在通江的烈士名字。其中通江籍烈士6000余人，外地烈士1000余人，包括军职9人、师职42人、团职152人。
红军烈士后人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纪念墙上找寻先辈的名字。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通江本地烈士绝大部分都找到了亲人，通过网络平台寻亲的，主要是外省籍烈士。”薛元勋介绍说，陵园管理局通过现有资料梳理，整理出未找到家人的、有明确籍贯的非四川籍烈士222人。目前已帮助近40位烈士后人找到了亲人，寻亲的故事还远未画上句号。
“爸爸，我们来看你了，你16岁参加红军，只回过一次家就再没有音讯，家人一直挂念，奶奶都哭瞎了眼睛。还是国家好，我们才找着你，你为国家牺牲值得了。我是你儿媳妇郭世秀，你的儿子叫王国钊，他病危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们一定要找到父亲的牺牲地。”今年清明节，67岁的郭世秀和女儿王小燕，跪在王安义烈士墓前，擦拭着墓碑，泣不成声，诉说着家族几十年来对亲人的怀念。
在烈士陵园长眠了88年的王安义，终于等来了家乡河南的亲人。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自2018年开展为烈士寻亲公益活动以来，第33位找到亲人的烈士。
王安义是河南新县人，中共党员，任红四军某营营长，在通江作战牺牲时年仅25岁。直至上世纪60年代，家里收到新县民政局送来的烈士证书，才知道王安义早已牺牲。为让他后继有人，家中将他兄弟的孩子过继给他。此后，王家人踏上了漫长的寻亲路，今年终于实现到亲人埋骨地祭扫的心愿。
年少离家，一朝永别。每一次“相见”总让人泪流满面。烈士吴展的墓碑旁放着一盆兰草——他生前最爱的花卉，这是他的子女特意从安徽老家大别山带来的。
吴展是黄埔一期学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参谋长，1931年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从此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牺牲时年仅34岁。新中国成立后，吴展的妻子收到一张烈士证书，却不知他埋骨何处。2010年吴展的外孙女婿偶然浏览网页，看到吴展烈士墓碑的照片，经多方确认，证实正是他们寻找了几十年的亲人。
2011年清明，吴展的后人第一次踏上他牺牲后长眠的土地，把从家乡带来的一抔土和一瓶水洒在墓碑上。吴展的小儿子吴方宜，自小由伯父抚养，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83岁的吴方宜老人满含热泪，在墓前长跪不起，叫出生平第一声“爸爸”。80年的寻找，80年的等待，老人把对父亲的思念、心中的委屈和感慨，化作绵绵倾诉。
每一个寻亲故事，都牵动着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夙愿。陈军自儿时起，无数次想象过爷爷陈自岗的样貌。在通江县找到爷爷的墓后，他说，跪在爷爷墓前的那一刻，他感觉，心愿了结。
娃子、女子，乳名里的血脉相连
李木娃子、龚润女子……在烈士纪念墙上，很多名字只是在姓后加个“娃子”“女子”这样的乳名。根据陵园管理局的统计，纪念墙上叫“娃子”的有202位，叫“女子”的有76位。而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镌刻着13.8万英烈的纪念墙上，叫“娃子”这类名字的烈士约占5%，近7000人。
文史专家认为，这类名字印证了当年贫苦百姓家的子女踊跃参加红军的史实，也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川陕苏区迅速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航拍照片)。新华社发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部转移，转战3000里，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12月18日从通江县两河口入川，把红旗从大别山插到大巴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了全国第二大苏区，辖23县1市，人口近600万。
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评价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何能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土匪肆虐，民不聊生。大小军阀为筹集军费，残酷剥削人民，预征捐税达到疯狂地步。占据川北地区的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1931年已预征田赋税到了1978年。群众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
红军入川后，开展土地革命，兴办免费教育医疗，戒绝鸦片，开展大规模交通建设，开办工厂银行。昔日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积极参军参战、保家卫田，革命的烽火呈燎原之势燃遍巴山大地。
当年通江总人口不足23万，就有近5万人参加革命，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红军。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苏维埃工作的不下12万人。短短两年，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多人，组建了9.5万人的地方武装，诞生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
根据地还广泛建立了雇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群团组织。妇女们冲破枷锁，奋起参加革命。在烈士陵园旁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群中，有一个担架队旧址。担架队主要负责安葬烈士、运送伤员和武器弹药，队员几乎都是女同志。当时流传着顺口溜：“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
“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苏维埃政府是普天下穷人自己的政权”“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在巴中群山峻岭间遗存至今的3000多幅红军石刻标语，如同大地的诗行述说着党的宗旨、红军的诺言和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脉相连。
“太阳出来像明灯，红军与我心连心，大家齐心团结紧，挖掉穷根栽富根。”当年传遍川陕苏区的歌谣，承载着老区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今天，“娃子”“女子”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美好追求，正一步步变成现实。秦巴山区一个个村庄旧貌换新颜，群众已摆脱贫困，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娃子”，你是谁？你是人民，你是江山！
你是我扎根的灵魂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对于每一位红军烈士，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或者虽然有名却是难以分辨的乳名，今天的我们，都是他们的亲人。
早在1935年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老区人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想方设法保护烈士坟墓、红色遗迹。
1935年红军撤离后，王坪村一位王姓大地主率还乡团疯狂反扑，对陵园进行了大肆破坏，并扬言要将“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纪念碑毁掉。一位长工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连夜组织群众将2吨重的墓碑深埋在一块冬水田里。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红军到王坪吊唁战友，提到这里曾经有纪念碑。在当地村民指引下，这块在地下埋藏了16年的纪念碑得以重见天日，重新落座原位。
一座座烈士墓碑挺立，一方方坟茔新土常掩。许多守墓人默默付出，几十年初心不改，他们把对烈士的敬仰化为信念，用一生守护不朽的丰碑。
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的一座座无名烈士墓碑。程聪摄
距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0多公里外的通江县长春村，埋葬着980名烈士。76岁的村民聂正远一家几代人数十年守护着烈士英灵。
聂正远的父亲聂友奎曾得伤寒病被红军所救。红军撤离后，地主还乡团将掩埋在田地中的红军烈士尸骸挖出，倒进山沟。聂友奎组织村民将尸骸用泥土掩埋，悄悄祭拜。聂正远儿时便随同父亲一起为红军墓除草、垒坟，“父亲临终前还叮嘱我，红军是我们的恩人，一定要守护好他们的英灵。”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在认真地打扫墓园、清理杂草。他叫王建刚，今年68岁，王坪村人，他的父亲曾是红军担架队的一员，曾目睹许多战士伤重牺牲，也曾亲手埋葬过烈士的遗体。红军西征后，王建刚的父亲返乡以墓地为家，以为红军烈士扫墓为己任，一生守护在烈士陵园。
去世前，老人家专门叮嘱王建刚要“跟上自己”，平常多给烈士扫扫墓、扯扯草，守护好烈士忠魂。王建刚将父亲的嘱托牢记心底，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烈士扫墓。后来，他做活不幸受伤，一只手、一只脚残疾，仍然坚持如初。并像当年父亲叮嘱他一样，叮嘱儿子参与到给烈士扫墓的行动中。
“每个通江人都是红军后代，”薛元勋说，2012年迁葬红军散墓时，很多地方的群众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他们给的理由就是“舍不得”，多年来，当地群众已经将家门口的这些烈士当作自己的亲人，每逢清明和春节，都会祭拜。
一座座墓碑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华人到这里缅怀祭奠英烈，今年已超过90万人次。
曾在巴中挂职扶贫的浙江丽水市干部李忠伟说，三年前拜谒红军烈士陵园带给他极大触动：“当年先辈血洒战场，草席裹尸，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图什么?就是让老百姓当家做主人，不愁吃穿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觉得愧对躺在这里的先烈们，所以就在心底里发誓：在巴中必须干好，不胜不休!”
2020年初，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整体修缮提升工程正式启动，其中12个省定首批实施项目既包括陵园内部的集墓祭拜台修缮、绿化提升，也包括附近大城寨红军烈士墓、黄树坪红军烈士墓、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烈士墓三个分别掩埋数百人的红军烈士墓的修缮，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等遗址群的保护，以及在陵园旁边新建川陕苏区纪念馆，这些工程总投资2.36亿元，是该陵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保护工程。
巴中作家秦渊瞻仰完陵园后，掏出身上的香烟纸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你们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我们从来不曾把你们忘记/你躺在土里休息/我站在地上看你/土里的你是我扎根的灵魂/地上的我是你生命的延续/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永远活在你们的事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