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军区部队生活了20多年。写作关注的地域随着我写作的开始逐渐形成——即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之间沙漠、绿洲和冰峰雪岭之间那块荒芜之地。那些已被流沙湮没的故国、曾经在荒原上开垦绿洲的军垦战士、驻守在极边之地的官兵成为我写作的对象。这是我的一个文学王国。我熟悉那里的一切。从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气。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与人之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蜕变?这是我长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这些要用小说来表达，却非易事。这个“王国”地势的低平与高拔、民族的绚烂、文化的异质，更增加了认识它的难度，所以我庆幸自己在南疆生活的经历，庆幸无数次的高原之行。从新疆、西藏到云南的边境线，我走了一万多公里，前往5042哨所、神仙湾、达巴、詹娘舍的路程那么艰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那么珍贵。
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前往帕米尔高原的途中，车上只有我一个汉族人。中巴公路坑洼不平，老旧的客车颠簸得很厉害。但车上的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维吾尔人却一直在歌舞。他们的乐观令我感动。到了部队，认识了那里的官兵，我就有一个心愿，要为这座高原写一本书。在高原上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在为此作准备。为此，我尽力了解那里的一切。我几乎去过高原的每一道皱折，我学会了骑马、骑牦牛，很多边境线我都巡逻过。
但要把在学校学到的文学经验用到写作中时，却发现这些经验表达不了现实。我对虚构产生了怀疑。这使我若干年来，无从下笔。我有用文字吞下一切的想法，却无从下口。
在那段时间里，在帕米尔这个“世界的扣结”上，在这个世界文化的古老的交汇地，我感受更多的是中亚文明的光芒，是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和塔吉克乡亲的生活形态。我站在世界屋脊之上，感觉整个世界均可俯瞰。在这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曾经奉为信仰的写作和我本身一样，逐渐变得轻微。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写作——如果有可能继续写下去的话——添加一种更重的物质。数年的边地生活，我把这个广阔的、山脉纵横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地域变成了我视野和内心的“小世界”。
2006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帕米尔高原时，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刚好十年。在我就要离开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边防营的营房里。夜晚很安静，可以感觉到慕士塔格峰高耸在夜空之中，晶莹剔透。长期的高原生活曾损伤我的记忆，但在那个时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见闻，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一扇门就在那一夜豁然洞开。它们就在那里，同时给予我的是一种与其气质和个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们写出。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并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愿望，我为我生活的高原写出了小说集《帕米尔情歌》。
然后就是这本献给喀喇昆仑的中篇小说集《天堂湾》。
在《天堂湾》这篇小说里，就有我前往阿里高原的体验。那篇小说其实写的是前往天堂湾的一趟旅程，只不过我给这趟旅程赋予了象征意味。就连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在驻守于喀喇昆仑山口的一个边防连采访到的。
那个连队驻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军官到连队报到时因高山缺氧如厕猝死的“事迹”。因为后来的士兵对他知之甚少，此后也再没人追究过他短暂的人生。讲述者说得极为简单，不足十句话就把那名牺牲者的事说完了。这个故事多年郁积心中，渐成块垒，却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异常沉重。
2007年8月，我在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时，得知有一次上阿里高原边防一线连队代职的机会，我再次想起那位牺牲的军人，想起一晃已七年未再祭奠他，便要求前往。得到批准次日，我便从上海浦东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在家里停留一夜，再飞喀什，然后驱车300余公里，到叶城与同行军官会合后，搭乘军车，再行1600余公里，翻越昆仑、喀喇昆仑、冈底斯诸山脉，行程十日，终于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下的达巴边防连。
我这次是乘坐汽车团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上高原的，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体验那位学员当年在途中的经历。虽然此前我已两次抵达过达巴，但这次因是从上海出发，从这个国家大陆的最东边来到喜马拉雅山下，由繁华之地来到无边大荒，反差之强烈，如同来到月球。在金色的达巴古城下，面对喜马拉雅延绵于云天之上的无尽雪岭冰峰，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军人，竟忍不住泪如雨下。
在达巴边防连，我认识了一位姓马的连长。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讲他当年如何怀揣英雄梦想，来到极边之地，如何靠着信念，在这里生存下来，履行职责。我觉得他就是那位活着的死者。他成了这篇小说中杨烈的原型。
《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中的许多细节其实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时的体验，我把它移植到了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一个哨所里。在高原，人与马、牦牛、狗——任何一种动物的关系都会是平等的，因为人需要它们来验证自己的生存境遇，需要它们来排解内心的孤独。那对绰号叫“黑白猴子”的小猪其实是为了映衬人类。人畜之间的相依为命，烘托出了军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旅行职责的不易。
2012年底，我调到成都军区工作，我开始再次接触阔别20多年、位于大巴山区的故乡。这里感觉要狭窄一些。但想象的空间异常广阔。它与我在新疆建立的文学地域从情感上讲是一体的。它们在我心中，都能飞升起来，在天空中重新结合为一体，成为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王国，成为我心中的神山圣域。
从地理空间上来说，从大巴山到喀喇昆仑山毕竟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在这里仰望高原，回顾新疆的军旅生活，似乎看得更加清晰。当然，从写作本身来说，它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里，我将重新开始一次更为冒险的写作旅程。(作者系巴中籍军旅作家)